第12章火把与口哨
一
我三婶姓顾，名双红。她嫁到我们家那年，村头那座有着高高的尖顶、据说是意大利人设计修建的教堂失火烧毁。教堂里有一幅壁画，画着一只健壮的母狼和两个叼着母狼奶头吃奶的男孩。当时那教堂是我们村小学的教室，我们把上学说成“进狼窝”。我们村这所小学是初级不完全小学，只有三个班，分三个年级，混在一起上课。老师也只有一个人，算术、语文、体育、音乐、图画都是他来教。他姓宋，名魁，是村里最有知识的人。宋魁老师有家有老婆有孩子，但他不回家住，他就住在教堂内那个沿着木板楼梯可以上去的、据说是意大利牧师吕鬼子曾经住过的房间。因为我们家与宋老师家是前后院，宋老师的老婆，我称之为“二大娘”，经常会敲着我们家的后窗说：小光，跟你们老师说一下，家里没洋油了。或者是：供销社里卖茶叶末子，一毛钱半斤，问他要不要……
我实在搞不清楚，宋老师家有孩子，大女儿比我大三岁，二女儿与我同岁，儿子比我小一岁，二大娘为什么不安排自己的孩子去向丈夫传信息，而偏偏让我去。我也搞不明白宋老师让不到上学年龄的儿子小元上学却不让过了上学年龄的两个女儿上学，这好像是重男轻女的问题，但又不完全是。因为我父母不让天分很好的我姐姐上学后，宋老师来过我家好几次，劝说我父母，希望他们不要重男轻女。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宋老师批评我父母思想封建。宋老师说一个好女儿，胜过一群没出息的儿子。宋老师还拿宋氏三姐妹做例子来证明他的理论，在当时，说这样的话是有很大政治风险的，但宋老师说了，好像他知道自己要在“文化大革命”前结束生命一样。我也记得我父亲说宋老师您讲得对，没一个字不对，但我们家人口多，都上学，谁干活？如果您能安排个人来帮我们家干活，我们就让坤儿去上学，我姐姐乳名坤，村里孩子自然不知道我姐姐这个文化含量很高的乳名的写法与意义，就顺嘴把她叫成“困”，还顺便给她起了个外号“困不醒”，我跟我姐姐打架时也经常喊她的外号。我姐姐只上了一年半学即辍学回家干活，但她十五岁后便天才迸发，被抽调到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既能歌，又善舞，还会编快板，成为闻名一时的才女。
还是说宋老师，他那个小儿子，名元，爹名魁，儿名元，父子俩连起来，是魁元，这可是野心勃勃的命名。宋元还不到五岁，就跟着我们读一年级，他又乖巧又聪明，小模样又可爱，简直就是个天使。他跟着宋老师在教堂里睡，让他回家也不回。我曾经很多次踏着吱吱作响的木楼梯进入宋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对里边的情况了如指掌且有美好的印象，现在，将近六十年过去了，如果我有美术才能，能把那个房间里的一切都准确无误地画出来。最令我难忘的除了那幅狼壁画，就是房间里的松木地板，被意大利牧师和他的女人以及解放军指挥官以及区干部的脚掌摩擦多年而形成的凹陷里那些颜色金黄的突出木络，那看上去养眼、摸上去光滑、闻起来芳香的木地板。能睡在木地板上，或是行走在吱吱嘎嘎作响的木地板上该是多么幸福啊！怪不得宋元非要跟宋老师在教堂里睡觉，如果是我，当然……如果我能在这个铺了松木地板的房间里睡一晚上该有多好啊！但是我没有这个福气。这个房间当时我觉得很大，现在一回想，其实很小。房间呈长方形，有一扇朝东开的窗户，有一扇朝南开的窗户，窗户的玻璃花花绿绿的，当时我觉得这花玻璃神奇，后来知道这是教堂的标配。想当年意大利人费尽心力把这些彩色玻璃从他们国家运到我的故乡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是多么样地执着和不易。那房间的东北角落里安着一张床，一张窄窄的单人床。我们那地方老百姓的口语里虽然多用“床”这个名词，譬如说新媳妇过门要“坐床”，但这个“床”是不存在的，因为家家户户里只有土坯垒成的炕，“坐床”实际上就是坐炕，但既然这样说，那就说明在历史上，我们这地方也是有过床的。有床的时代，必定是社会比较安定、人民比较富裕的年代。现在，我们那儿的年轻人，多数都进城睡床去了，那些没进城的老人，有的也拆了土炕，买了“席梦思”，过上了睡床的幸福生活了。但在宋老师睡床的年代里，只有公家的人才睡床。经过了改朝换代和革命的洗礼，教堂里与上帝有关的痕迹早已荡涤干净，唯一保存下来的狼壁画，也差点被铲除，之所以没被铲除，是宋老师从报纸上发现了一位解放军高级将领的照片，竟然是以这幅狼与男孩的壁画为背景的，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军打高密时，这座教堂是解放军的指挥部，于是，这壁画也就成了革命历史的一部分。后来我经常想，如果这教堂不被烧毁，岂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狼与男孩的壁画是在大堂的墙壁上，宋老师卧室的墙壁上贴着发黄的报纸，还有一张题目叫做“今天我喂鸡”的年画。这张年画在教堂失火三年后可是大大地有名了一阵，原因是有人从画面上的衣纹及线条里发现了“×××万岁”五个字，我三婶家的墙壁上就有这样一张画，我曾指证给我三婶看，希望能将此画撕下来，送到学校的红卫兵头头那儿去表功，但我三婶很轻蔑地说了两个字：“放屁！”
我至今还记着第一次去上学的情景。姐姐去送我，此时她已经辍学。我背着姐姐用过的蓝布书包，书包里放着一块石板，两根石笔。那时候物资缺乏，买不到本子，课本也是印在一种散发着臭气的马粪纸上。一进教堂我就感到脊梁沟里冷飕飕的，抬头就看到对面墙上那幅狼壁画。一缕从彩色玻璃窗上透进来的柔和光线，斜照在狼歪着的脑袋上，使它的眼睛闪闪发光。我感到那狼的眼睛是死盯着我的，便匆忙躲到姐姐身后。姐姐说你躲什么？这是一匹善良的狼。它不但不吃小孩，它还给小孩喂奶。这时，我的好朋友宋老师的儿子小元跑到壁画下，用他父亲的教鞭指点着靠近母狼后腿那个仰着头吃奶的男孩说：“这是罗慕路斯。”然后又指着靠近狼的前腿噙着奶头的男孩说：“这个是勒摩。”经小元这样一说，我感到狼的目光不似刚才那样凶恶了，而且我马上就联想到，那母狼腹下的男孩，一个是我，一个是小元。
以上这些都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全部删去也不足惜，但这些闲笔，营造的就是那样一个时代的氛围，而没有氛围，文章就没有说服力，您说对不对？
经与我父亲我姐姐以及村子里的老人核实，大家一致认为，将教堂烧成一片废墟的那个夜晚是公元1963年12月22日，因为那天是冬至，也就是农历癸卯年的十一月初七日，那场大火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燃起的。我是我们家最先发现教堂着火的，因为几天前宋老师给我们讲语文课时，突然讲到天上的星宿，他说最近一段时期，在北斗七星附近每天凌晨时会看到一颗拖着长尾巴的扫帚星，宋老师说扫帚星是民间的俗称，正确的叫法是彗星。因为我们那篇课文中有一个智慧的“慧”字，老师给我们讲这个生字时，顺便讲到了彗星。他说同学们要从小培养起对天文地理的兴趣，人类的智慧就是从仰望星空开始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是在听了老祖母讲述的类似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后，抬起头来寻找天上的星座，由此开始了他们的科学研究道路。所以那天晚上我特意多喝了两碗水，希望在黎明前被尿憋醒，然后出去观赏彗星。我在膀胱的压力和我三叔家院子里那几只公鸡的齐声鸣叫下醒来，披着棉袄趿拉着鞋子跑到院子里，一出房门就看到教堂那儿火光冲天，照耀得整个村庄一片通明，我大声喊叫：“起火了！”
大人们都披着衣服跑了出来。村子里响起了呼喊救火的声音。父亲提着两个铁皮水桶拖着一根扁担跑了出去。村子里一片嘈杂，一会儿工夫就听到我家后院里响起了二大娘的哭叫，紧接着她的两个女儿也哭了起来。听哭声知道她们往教堂的方向奔去了。我挣脱了母亲的拉扯，往狼窝，不，向我们亲爱的学校奔去。大街上有很多人，男人们有的在大柳树下那口水井边上摸着黑打水，有的站在街边呆呆地望着火。有人哑着嗓子喊叫：“救火啊，救火啊……”但面对着这高达数十米的火苗子，无人敢往前靠。我站在离教堂足有一百米的地方，还能感觉到皮肤被烤得生痛。附近大槐树上被惊扰得神经错乱的乌鸦哇哇地怪叫着，在火光里乱飞，有几只竟然扑进了火焰。我在回忆教堂里，不，我们学校里的木头课桌，木头的板凳，木头的黑板，以及那通往宋老师房间的木头楼梯以及宋老师房间里的木头地板，还有那张“今天我喂鸡”的年画，那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狼与男孩的壁画……呜呼，这一切美好的记忆，都化成了这烛照天地的火焰，我坦率地承认，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宋老师和他的儿子宋元，我估计周围的人们也没有想到，只有当二大娘跪在众人面前喊叫着：“救救我的男人吧，救救我的儿子吧……”这时候，大家才想起，在那熊熊的火焰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人，一个是村子里最可爱的孩子。村党支部书记郭大发，这个参加过抗美援朝、一条腿上留有残疾的荣誉军人，从一个男人手里接过一桶水，提着，一瘸一拐地试图往火焰靠近，那炽热的火焰似乎把他照耀成了一个闪光的透明体，我平日里对这个满嘴酒气、动辄开口骂人的瘸人没有好感，但在这一刻，突然感觉到他高大威猛，像个英雄。我曾经认为村子里传说甚广的他在朝鲜战场上用步枪打下一架美国飞机的事纯属吹牛，但在这一时刻我觉得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有人大喊：郭支书，危险！但郭支书就像扭秧歌似的轻盈而飘忽地提着一桶水靠近了那大火，然后一手提着铁桶的鼻子，一手把着桶底，以那条健康的右腿为支撑，以那条有残的左腿为辅助，猛地将身体旋转了一百八十度，一道明亮的水瀑飞向烈火，烈火似乎略微地暗了一下，颤抖了一下，但随即更猛烈地燃烧起来。后来当我学到“杯水车薪”这个词时，立即就回忆起了这个场面。村里的老者也喊：“支书，闪开吧，没有救了！”这时，二大娘又哭起来。支书退后几步，对着他那位担任民兵连长的侄子吼叫：“还傻站着干什么？快，男人们排成队，从这儿到井边，隔两米一个，老吴、老聂、老陈，你们三个负责从井里往上打水，其余的人，传递，不要乱！快！”
尽管事后证明这点水对这样的火势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但大家都不得不佩服郭书记在危急时刻的决策能力和身先士卒的英雄精神，在那晚的情况下，这样的安排是最有条不紊、效率最高的，而且他是那样地知人善任，老吴、老聂、老陈是村子里的三个巧匠，老吴是泥瓦匠，老聂是木匠，老陈是铁匠，这三个人都上了年纪，腿脚不如年轻人利落，但他们手上都有尺寸，摸着从井里往上打水，村里的人，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了。话说这条从大柳树下到教堂的长达数百米的输水线就立刻地运转起来，那位当过几年坦克兵的民兵连长郭光星几次要把叔叔换下来，但都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也就担当起将桶里水泼向火焰的最危险的工作，表现出了他曾经有过的军人的勇气。大约有一个小时过去，从井台那边传来喊叫，说井水已经干了。是的，桶里的水早就变少了，变浑了，而人们的体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幸好火焰渐渐变弱，水泼进火堆里爆发出的奇特的香味弥漫在天地之间。被吓昏了的狗，开始叫了起来。河对岸那个名叫沙子口的小村里的人，也提着水桶拿着十字镐下到河底，砰砰啪啪地凿开冰层，从河中提水过来。领头的那人穿一件扎着绗线的棉袄，腰里扎着一根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栽绒帽，一看就知是个复员兵。受他们的启发，郭支书下令让村里的人到河里去取水。火势虽然减弱了，但还是可以把河道照耀得通明。站在高高的河堤上，可以看到河面上的冰放射着银白色的光芒，也可以看到对岸的河堤上站着很多看热闹的人。村里的人一窝蜂般扑向河底，砰砰啪啪地砸冰。沙子口村一个青年一手提着一桶水爬河堤时不慎摔倒，铁桶滚下去，桶里水都泼洒在河堤的漫坡上，这也为后边的人提桶爬坡制造了困难，人们只好从旁边那些树丛里钻上来。这时，从东边射来两道明亮的光柱，随即传来汽车的轰鸣，人群中一阵欢呼：蛟河农场的人来了！他们是半军事化的单位，是部队成建制地转业成了农业工人，他们跟新疆、北大荒、海南岛的农垦工人是一个系统的，县里都管不着他们。他们是有战斗力的生力军。
简短捷说吧，在三伙人的共同努力下，火熄灭了。我当时有一个很不正确的想法，那火即使不救也会熄灭，因为能够燃烧的东西就那么多，烧光了，自然会灭。但是我这个想法如果在当时说出来，必会挨揍。因为第二天，县广播站就播放了一篇通讯，稿子很长，把原本该放茂腔的时间都挤掉了，写稿的人是我们烽火人民公社的大笔杆子杨结巴，这当然是外号，用他的外号其实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因为他自己也习惯了这个外号，如果有人称呼他的原名杨连升，他反而会愣一下。杨结巴是我们宋老师的好朋友，两个人都有文化，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高雅的说法，低俗的说法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杨结巴经常到教堂，不，狼窝，不，学校，来找宋老师玩，骑着一辆“国防牌”自行车，那车子虽然破旧，但也让村里的年轻人羡慕不已，当时的农村人如果能拥有一辆“国防牌”自行车，比现在的人拥有一辆豪华轿车要更引人注目。杨结巴这辆自行车是一辆有故事的自行车，我们且放下这个话头，等有时间再另章详述。咱先说正事。杨结巴原先是公社驻地那所完全小学的语文教师，因为文笔好，也因为口吃不适合讲课，被提拔到公社里去专职写文章，号称二秘书。一秘书就是那位可以列席公社党委会议的党委秘书陈正言。杨结巴归陈秘书领导，但他看不起陈秘书，我好几次听到他喝得半醉时骂陈秘书狗屁不通。宋老师那间宿舍里还有一个铁皮焊接的煤油炉子，一般不用，只有来了杨结巴才会点燃烧一壶水沏茶。他那把烧水的壶是那种三毛钱一把的泥陶壶，用时要格外小心。他们喝的茶叶就是二大娘买的那种一毛钱半斤的茶叶末子，偶尔杨结巴也会从怀里摸出一个白纸包，小心翼翼地剥开，不无炫耀地说：“尝尝这个，六安瓜片！这次写的稿子，曲书记在县三干会上宣讲后大受好评，曲书记奖了我二两！”然后又摸出一包大前门牌香烟，说：“还有这个，也是曲书记奖的。”
杨结巴每次进了我们教室，都会对着那幅狼壁画双手合十拜祝两下，他说这是一只神狼，是我们学校的保护神。
杨结巴和我们宋老师在教堂里那个铺了松木地板的房间里抽着大前门烟喝着六安瓜片茶的情景，过了将近六十年还历历如在我的眼前。我想，人的幸福感还真不完全是因物质的积累和职位的升迁或名誉的叠加所决定的，就连我，因为帮他们去河里提了半桶最清澈的水而被奖赏了半杯茶水也幸福得不可言状，那种幸福啊，现在即便把我泡在一个用最高级的茶水充盈的浴缸里也是得不到的啊。他们说着投机的语言，偶尔议论时政，但大多数是在谈论艺术，谈他们读过的书，谈他们听过的戏，谈他们看过的电影，我听得入迷，如痴如醉，并产生很多梦想。我记得最让我入迷的是杨结巴讲过的印度电影《流浪者》，讲到热闹处，他站起，手舞足蹈地唱。真是奇怪，他讲话结巴，但唱起来一点儿也不结巴。许多年之后，我在军队大院的操场上看了这部电影，但感觉有点儿失望，因为我看到的没有杨结巴讲述的精彩。还有，宋老师床头上挂着一把京胡，杨结巴能唱老旦，满口嗓，他们一拉一唱，整个村子的人都能听到。火灾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杨结巴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到了废墟前将车子一扔，跪到地上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用巴掌拍打地面。他的悲恸绝对不是装的，跟他与宋老师讲述过的诸葛亮哭周瑜有本质的区别。他的哭感染了还在那里冒着余烬的烘烤用铁锹、铁钩子往外扒拉破砖烂瓦，试图寻找宋老师和他的儿子的遗骸的人们，大家一边干活，一边用袄袖子或手背擦拭眼泪，而二大娘又一次昏了过去。有人上前试图把杨结巴拉起来，但死活拉不起来。他身上仿佛没有骨头，软不邋遢的，一拖一耷拉。鼻涕眼泪把他文质彬彬的脸弄得惨不忍睹。最后还是郭大发书记上前把他拉起来，其实也不是郭书记的手把他拉起来，而是郭书记的话把他拉起来。郭书记说：“老杨，你就别像个老娘们一样嚎起来没完了，毛主席咋说来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你现在立刻去采访，采访完了赶快写一篇稿子，我告诉你说，宋老师是为了抢救公共财产牺牲的，为了抢救公共财产，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顾了！”
听到书记的话，杨结巴几乎是蹦了起来，是的，哭管什么用呢？哭也不能把死人哭活，把宋老师的英雄事迹报道出去，才是对宋老师的最好纪念，也是一个老朋友向死者表示友谊的最佳方式。必须承认，杨结巴是大才，只可惜他是结巴，否则，凭着那支生花妙笔，到县委宣传部里去当个副部长或者到省报里去当个记者那是绰绰有余的，但老天偏偏让他是个结巴，于是他也只能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公社里作为一个名人而终其一生，据说八十年代时，他带出来的几个徒弟都转了城镇户口，吃商品粮，拿工资，只有他，郁郁不平地、牢骚满腹地在这个局里或哪个镇上帮人炮制点文章，混碗饭吃。其实，他也有过交鸿运的时候，那就是全国普及革命样板戏的时候，他自告奋勇扮演《红灯记》里的李奶奶，一炮打响，全县闻名。如果不是因他得意忘形，犯了错，那也不至于落魄到后来那种程度。
杨结巴这篇通讯，文采飞扬，描写生动。他写宋老师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冲进火海去把课桌和板凳拖出来，而他的最亲爱的儿子在火里哭叫。他写：烈火熊熊如火炬，照亮了大地与天空。他写：这是一曲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壮歌，沙窝村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在党支部书记郭大发的率领下救火救人，不怕牺牲，沙子口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也赶来助战，国营蛟河农场的工人老大哥们也从十里之外以急行军的速度赶来——明明是坐汽车来的嘛。他再写：大火终于被救灭，保住了生产大队的粮仓和三万斤战备粮，保住了生产大队的三匹马、三头骡子和六十多头耕牛，保住了生产大队养猪场里的数百头猪，也保住了全村两百多户贫下中农的房屋和生命……
这篇文章缩写后，在省报发表了一个简短版，让杨结巴的才名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宋老师评烈士的事，因为有这篇文章助力，只用了十天就得到了县政府的批准。过了十几年，兴起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村里竟然把连一天学都没上过的宋老师的小女儿推荐去上了烟台水产学校，这自然是沾了他爹烈士英名的光，准确地说是沾了杨结巴那篇文章的光，更准确地说是沾了郭大发书记的光。虽说一天学没上，但她天生聪明，先认鱼虾后认字，很快就成了班里的优等生，毕业后分配到县水产公司，卖鱼卖虾卖海带，凡是海里产的东西，就没有她买不到的，我们家跟着她沾了不少光。我母亲曾幻想着让她成为我媳妇，但人家是吃国库粮的，自然看不上一个农民，后来她嫁给了原烽火公社副书记罗金友的儿子罗卫民，生活幸福而美满，这些都是后话了。
二
失火后第三天，盛着宋老师和他儿子遗骨的两具棺材从他们家院子里抬出来时，我们正在把我三婶娘家陪送的一个柜子两个箱子还有洗脸盆、脸盆架、被子褥子，还有一大包蜡烛等物品从牛车上卸下来。胡同狭窄，挡了他们的路。这确实是巧合，但有的人却认为这是我们家故意的设计，棺材者，“官”也“财”也，拦住了棺材，就等于拦住了官运和财运，当然这些都是事情过后人们的演绎和解释，而在当时，我们家里的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晦气，娶媳妇碰上出殡的，哪里去找好？幸好我们仅仅是在卸嫁妆，再过十天才是婚期，如果是花轿落地那一刻碰上棺材出门，那才是晦气呢！我从家里长辈的脸色上看出了他们的懊丧和对我与三叔的不满，但三叔好像没事人似的，匆匆忙忙先把牛车上的东西卸下来，然后让我在前头扯着牛缰绳，他在后边用荆条子抽打着牛屁股，用最快的速度把牛车赶出了胡同，为宋老师父子的棺材和送殡的队伍让开了道路。
我三婶是城里人，家里开着一个蜡烛店，地点在东关神仙巷。店门口挂着一个油腻腻的木牌子，上边写着四个暗红色的字：光明蜡烛。蜡烛店门面不大，前面三间房子，中间是店面，有几排货架，货架上摆着各种蜡烛。两侧是两间耳房，有一个后门，通往后院，后院两侧，摆着成捆的芦苇和几个大缸，大缸里盛着羊油和牛油，这些都是做蜡烛的原料。东侧两间厢房，是蘸蜡烛的作坊。北面三间正房，是主人起居的地方。
这是我第一次进县城，时间是教堂起火后第二天。三叔让我跟他赶着牛车去县城拉三婶的嫁妆。按说拉嫁妆的事三叔不能自己去，但村里人都忙着挖台田防涝治碱，连妇女都下了地。三叔是龙山煤矿的工人，请了一个月假回来结婚。他带着我去找郭支书，希望书记能派两人去城里帮他拉嫁妆。三叔递给郭支书一支“大前门”香烟，支书接了烟，放在鼻尖下嗅嗅，然后又放到指甲盖上顿顿，那时可没带过滤嘴的香烟，将烟头放指甲盖上顿，其目的是防止细烟屑被吸入口，其实那就是老烟鬼的派头儿。三叔赶紧划火帮书记点上烟。吭吭哧哧地说请书记派人的事。书记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哪里有闲人？你闲着没事，自己去吧！如果怕路上闷，就带上你这个话多的侄子，我心里想我什么时候话多了呀？三叔搔着脖梗子说，书记，您看，哪有新郎自个儿去老丈人家拉嫁妆的，只怕会让人家笑话呢。支书喷吐着烟雾说：新社会，新风尚，谁敢笑话？你去吧，没准儿你那媳妇还挺高兴的呢！听说你媳妇能写一手好字，她是什么文化水平？我三叔说，好像是初小吧，也许是高小吧，等她来后我问问。支书笑道，不是说你们是自由恋爱吗？怎么连人家是什么文化程度都不知道呢。我三叔嘿嘿地笑起来。这样吧，小光跟你一起去，书记说，我让第二生产队把那辆地排车借给你们用，二队里那头蒙古牛腿最快，就派这头牛去，你去跟赵六说，就说我说的。书记抬头看了看太阳，说，时间还不晚，你们这就出发，无论如何今晚要赶回来，带足草料，把牛照顾好，这头牛，是宝贝，我们还指望着它繁殖几头快腿牛呢。我三叔很感动，把那盒烟塞到支书口袋里，支书说，三怪，我三叔外号三怪，你想干什么？腐蚀拉拢革命干部？三叔不好意思地搔脖子。支书摸出烟盒，从中抽出两支，一支夹在耳朵上，一支就着那个烟头引燃，把烟盒又还给我三叔，说，雷厉风行，赶快，明儿个宋老师出殡，公社里还要来人呢。对了，你们路过百货商店时，顺便帮我买两节干电池，要大无畏牌的，去吧。
我和三叔赶着地排车进城，母亲为我们包上了两个玉米面饼子、两棵大葱，还有一团黑酱。那时候可没有瓶装的矿泉水之类的，不过也绝对渴不着我们，公路沿着河边走，我们随时可以到河里去喝水。那时代的河水清澈见底，绝对没有污染。路刚刚修过，所谓刚刚修过，就是在路面上刚撒了一层破砖烂瓦，还有鹅卵石，然后让国营蛟河农场的东方红牌链轨拖拉机来镇压了两遍。这条路也是蛟河农场通往县城的唯一道路，他们的嘎斯51大卡车和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胶轮拖拉机每天都要在这条路上跑。我们尽量让蒙古牛沿着路边比较平坦的地方走，为了减少颠簸也为了保护它的蹄子。
三叔坐在牛屁股后的辕杆上，我坐在车厢里，屁股下垫着一盘麻绳子。三叔心情很好，嘴里哼唱着小曲。小曲哼够了就吹口哨。那时候的年轻人都喜欢吹口哨，据说是跟着一部外国电影里的男主角学的。就连刚刚去世的宋老师也擅长吹口哨，他还是我三叔的启蒙老师，很多人都说吹口哨是流氓行为，但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郭支书不这样看，他说志愿军的侦察兵在树林里吹口哨，学鸟叫，引诱敌军过来，活捉回去，立功受奖，关键是要吹好！三叔的口哨吹得好听极了，几次让他教我，他也教过我，但我口舌太笨，怎么也学不会。长大后我学习了一点儿音乐知识，曾多次想起，如果当时有个录音机，把我三叔吹过的口哨都录下来，交给音乐家，必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灵感。三叔还送给我一块金黄色的有半个拳头（我那时的拳头）那般大的透明的松脂一样的东西，里边有一只活灵活现的碧绿小虫子，三叔说这是他在坑道掌子面上抱着风钻采煤时发现的。这应该是三叔对我的奖励，奖励我陪他进城拉嫁妆。其实不用奖励，我也很高兴。这是我平生头一次进城，进城可以看火车，看楼房，看许多在乡下看不到的风景。现在回忆起来，三叔送我的是一块顶级的价值不菲的琥珀，可惜，我太好奇，总感觉里边那只小虫子是活的，于是就用锤子砸破。如果能留到现在……这是一个人老了后经常说的废话，这世界上什么“果”都有，就是没有“如果”。
三叔当然也跟我说过他这门亲事的缘由，他说，小光，你三婶，那可是高密城里有名的美人哪。“第一美女岳海玲，第二美女孔海蓉，第三美女邵春萍，三个美女加起来，比不上蜡烛店里的顾双红。”这是高密城里人人都知道的顺口溜，三叔洋洋得意地说，顾双红就是你三婶，你想知道我一个煤黑子是怎么把高密城里的大美女搞到手的吗？天意！除了天意没有别的解释。我特别想听三叔把这个“天意”的细节讲给我听，但三叔似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那下意识吹出的口哨，特别地婉转抒情，连天上的百灵鸟都盘旋鸣叫着跟随我们前进。牛车从铁路桥洞里钻出来就等于进入县城了，这时恰好有一辆从青岛方向开过来的列车经过，我不错眼珠地盯着，看那车头喷出的强劲白烟，看那些一闪而过的窗口，听那铿锵的车轮声和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心中萌生了强烈的向往，我对三叔说：三叔，我这辈子要能坐一次火车，死了也就不冤枉了。三叔笑道：这还不简单吗？过几天我回煤矿上班时带上你坐一次就是。你这辈子，一定能坐上火车！
三叔说，一会儿到了三婶家，你切记要少说话，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如果我那老丈母娘留我们吃饭，你小孩家不要上桌，在下面弄点吃的就行了，吃完了就出去看车喂牛。我说三叔你放心，我装哑巴。三叔笑道：也没有必要装哑巴，你是很聪明的，不用我多嘱咐，看我的眼色行事就行了。
我们赶着车到达三婶家的光明蜡烛店时，已经是正午时光了。三叔让我看着车和牛，他自己进了店。我看了店门旁边那块有了年份的老招牌，为自己猜识了“蜡烛”的繁体字而得意。我看到三叔站在柜台前与一个女子说话，我知道她就是我的三婶顾双红，尽管我看不清楚她的脸，我也知道她很美。
一会儿工夫，我看到三叔跟着三婶到后院里去了。有一个年龄跟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出现在我的身边，气汹汹地问：小孩，你是从哪儿来的？我说：从烽火公社来的。他翻着白眼又问：烽火公社在哪儿？我指了指东北方向说：在那儿。他又问我：你来干什么？我答道：来拉嫁妆。他非常不明白的样子，又问：什么是嫁妆？我立刻在心里就把这个城里的小孩子给蔑视了，连嫁妆是什么都不知道，还城里人呢。当然我没把对他的蔑视说出来，而是耐心地告诉他，说这是我三婶家，我三婶就是刚才站在店里卖蜡烛的。那小孩立刻明白了，说：原来是蜡烛红要出嫁了，蜡烛红要嫁给乡下人啦。我纠正他说：我三婶的名叫顾双红。他说：顾双红就是蜡烛红，蜡烛红就是顾双红。蜡烛红，大破鞋，兜里揣着一副牌，想跟谁来跟谁来，蜡烛红，吹口哨，青年听了不憋尿。我知道这些话很坏，怒道：你胡说，我让俺三叔揍你！他又低声神秘地说：蜡烛红的爹当过国民党呢，你知道什么是国民党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国民党就是坏蛋。然后他又说蜡烛红是个瘸子！
我们俩正说着话，就看到我三叔和一个系着蓝布围裙、头发花白、身上散发着浓浓膻味的瘦高老头出来了。后来我慢慢地知道了我三婶家的蜡烛使用的主要原料是羊油和牛油，所以他们家人身上都有一股膻味。三叔指着我对老头说：这是我侄子小光。我慌忙按照行前母亲特意叮嘱过的叫了一声“姥爷”。那老头和蔼地对我点了点头，还夸了我一句：聪明！我心里感到暖洋洋的，对这老人充满了好感。这时候，那个城里的孩子突然喊了一声：打倒国民党！然后便跑了。老头叹了一口气，低声嘟哝了一句，然后便说：那就装车吧。这时又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太出来了，我赶紧叫了一声“姥娘”，老太太哼了一声，很不高兴的样子，然后叨叨着：我们陪送了这么多贵重东西，你们就来这么一辆破牛车！我三叔赶紧低头哈腰地道歉，说原本是想来辆大马车的，但大马车轮胎坏了，一天两天的修不好。那老头就对老太太说：行了，别叨叨啦，快进屋去打点着往外抬吧。老太太道：抬，跟谁抬？老头指指我三叔说：我们俩抬。老太太道：你们俩能抬动那个楸木柜？那是我出嫁时俺老奶奶送给我的陪嫁，二寸厚的板子，四角包着铜，只怕四个人都抬不动呢，何况里边还装满了东西。老头说：把里边的东西先拿出来，先抬空柜子。老太太说：那你们两个人也抬不动。三叔道：让我侄子搭把手。老太太撇撇嘴：就这么个吃鼻涕的娃娃，浑身是铁能锻几根钉子？我忙说：姥娘，我很有力气的！我能抬起一桶水呢！三叔道：是的，他很有劲儿！老头上下打量了我几眼，说：试试吧，实在不行再想办法。
我从路边搬了两块石头把车轮塞住，把牛缰绳拴在路边一棵杨树上。我跟在三叔身后，三叔跟在老头身后，老头跟在老太太身后，鱼贯着进了店。我一眼就看到三婶坐在柜台后，戴着白套袖，系着白围裙，手持一支毛笔，蘸着碗里的金色，往一根红色的大蜡烛上写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人用毛笔写字儿，心里感到很惊奇。我三婶身体侧着，我看不到她的整脸，她的侧面真好看，腮不胖，耳朵很白，眉毛很黑，睫毛真长，我不知该不该叫她一声三婶，但一看到她那副不理人的样子，就把到了唇边的话咽回去了。她身后柜台上那些蜡烛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粗的细的，长的短的，红的白的，摆满了货架。那两根足有一米长的粗大蜡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听三婶说，这样粗大的蜡烛是祠堂里用的，那时候有的村子里的大姓家族还保留着祠堂，每到春节，合族的人要聚在一起祭祖，那大蜡烛就是此时用的。那些红蜡烛上都描着金字，这些字都是我三婶写上去的，当然，她的父亲也能写。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父亲曾经在解放前的政府里当过录事。
尽管把柜子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但那楸木柜子实在太沉，三叔与姥爷抬不动。而且只抬了一下，姥爷就哎哟了一声，好像是把腰拧了。姥娘唠叨不休，就差破口大骂了。三叔满头是汗，张口结舌。这时，姥爷和姥娘吵了起来。三叔拉着我穿过院子和前店，到了街上。穿过院子时，我看到了东厢房里有一长案，案上摆满了半成品的蜡烛，当然我也嗅到了浓烈的膻味，我从小嗅觉就比一般人灵敏，当时我以为大家的嗅觉都跟我一样，后来发现很多人的嗅觉比我迟钝许多。穿过前店时我看到三叔可怜巴巴地望了一眼三婶，似乎有求助的意思，但三婶没有抬头。
站在蜡烛店门口，三叔点燃了一支烟，忧愁地四处张望着，他甚至低头问我：小光，你说咱怎么办？我说：要不咱先回去，明天多叫几个人来。三叔说：明天，明天找谁来呢？此时，有三个青年骑着那种乡下很少见到的永久牌自行车和小国防牌自行车，追逐着过来。到了蜡烛店门口，他们停住车子，手扶着车把，脚尖支着地，都把食指噙在嘴里，吹出尖厉的、由高而低的口哨，显然是在对我三婶耍妖——后来听三叔说，他们吹的是专门调戏妇女的“狼哨”。其中一个满脸粉刺、留着大分头的沙哑着嗓子喊：蜡烛红，出来！
听说城里有很多流氓，我想这三个就是了。我三婶一声不吭。他们又吹起了口哨，依然是由高而低，充满挑逗意味，仿佛是从一个女人的头，看到一个女人的脚。这时，我三叔把左手食指和拇指捏拢，噙在嘴里，吹出了一声由低而高、直冲云天的呼哨——后来三叔告诉我，这是“鹰哨”，专门压制“狼哨”的。这“鹰哨”的意思是，这个女人是我的，你们滚到一边去。那三个城里青年顿时愣了，直着眼看我三叔。我三叔拿出手指，嘬起唇，吹出了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吹奏时，我三叔腮帮子上的肌肉不停地跳动着，他的双手还打着节拍，他的眼睛里满是情感。吹到“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时，三叔加大了力度，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产生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那三个小伙子慌忙从车子上下来，凑到三叔眼前，说：嘿，伙计，有两下子！干什么的，搞音乐的吧？我三叔道：挖煤的！那个面有粉刺的说：挖煤的？骗谁？——我三叔的堂堂仪表我一直没顾上描写呢，简单写两句吧，他身高一米七六，这在当时属于高个子了。他面色黧黑，鼻梁挺直，头发粗硬，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闪闪发光。我必须说明，我三叔是我爷爷的三弟媳妇的儿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这位三爷爷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将近四十岁了还打光棍，后来与一西北某省来讨饭的女人结了婚，那女人带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就是我三叔，我这样一说大家就应该明白我三叔为什么长成那个样子。尽管他不是我们老高家的血脉，但我们都没把他当外人。他理直气壮地跟着我们姓高，他的名字也被堂堂正正地写进家谱。他的多才多艺尤其是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也一定与他的那个在西北某地的家族有关吧。
那满脸粉刺的小伙子恍然大悟，兴奋地说：你就是顾双红的那个吧？另外一个白净面皮、留着黑森森小胡子的青年道：我们想顾双红嫁给一个煤黑子不是鲜花插到牛粪上了吗？原来你是这样的！而且还吹得一口好哨！
三叔摸出烟，分给他们每人一支，并为他们点燃。三个小伙子香甜地抽着。那个年龄看上去最大、脸上有很多黑痦子的小伙问：伙计贵姓？三叔道：不贵姓高。黑痦子看看牛车，看看我，问：这是……三叔道：三位兄弟，帮个忙怎么样？三个小伙子齐声道：没问题，你说！三叔道：我今天是来拉嫁妆的，但那柜子太重，抬不出来，我老丈人把腰又扭了。三个小伙道：小事一桩，兄弟！我们都是顾双红的朋友，这点事，小意思！
于是三叔就带着那三个小伙子进了店。长粉刺的那位对我三婶打趣道：顾双红，悄没声地就要嫁啦？喜糖喜烟可要准备好！我三婶冷冷一笑，也没说什么。
三个小伙子加上我三叔，四个人把那沉重的楸木柜子抬到了牛车上。还有两个箱，都是用梧桐木板新做的，没多大分量，他们两人抬一个，轻松地就弄到了牛车上。接下来他们七手八脚地把那些被子褥子枕头毛巾等等杂物都塞进箱柜，那包沉重的蜡烛，用旧报纸包着，被放到箱子底下。然后用绳子把箱子固定好，我三叔又敬了他们每人一支烟，互报了姓名，关系密切得像多年的朋友似的。
此时太阳已偏西，估计是下午三点多了，那是白昼最短的季节，再有两个多小时天就黑了。我三叔从他岳父家院子的那口水井里提来一桶水饮了蒙古牛，然后与岳父岳母告别。这时他岳母的脸色也好看了，可能是听到了三叔的口哨，也看到了三叔的交际能力。她甚至热情地说：要不就住下吧，赶明儿个天亮回去。三叔说，不啦不啦，我们紧着点走，三个多小时也就到家了。
我原本以为三婶会出来送我们，但她一直没出店门。姥爷姥娘站在店门口对我们招手。我三叔吹了一串口哨，婉转如画眉鸣叫，这是给我三婶听的，三叔后来告诉我，这叫“鸳鸯哨”。那三个青年听到三叔吹给三婶的这串口哨，脸色红红白白，都是很不自然的样子。车装得有点儿后沉，三叔让我爬上车，坐在前边那个箱子上，平衡一下车上的重量。他自己步行，倚靠着车辕杆，赶着牛走。那三个小伙子恋恋不舍地推车跟着我们。粉刺脸说：兄弟，我们护送你一程。三叔吹了一首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自然又让这仨青年如痴如醉。三叔说：伙计们，就此别过，咱们后会有期。三个小伙子很遗憾地骑车走了，他们是县棉花加工厂的工人。三叔显然很得意，问我：小光，三叔还行吧？我说：太行了，三叔，你是天才。三叔道：天才说不上，不过，在音乐方面我是有感觉的。无论多么难唱的歌，顶多听两遍我就能记住。你要相信，小光，三叔总有一天会从坑道里爬上来，到矿山宣传科里去坐办公室。
就这样说着话，我们到了东关铁匠街。铁匠街上有几家铁业生产合作社，能制造镰刀、锄头、铁锹等农具，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震动人心。路上有很多煤渣子，煤渣子里混着铁屑，有一股嗅之令人兴奋的铁的气味。出了铁匠街往右拐，我们就可以望见那个铁路桥洞子了，穿过铁路桥洞子就等于出了城，但就在此时，我们的地排车轮胎被一块废铁扎破了，顷刻便泄了气，三叔长叹一声，道：这可坏了事了。我赶紧从车上爬下来，看着那瘪瘪的车胎，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
三叔安慰我，别哭，小光，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过不去的河！
我们将车靠到路边，把牛卸下来。三叔让我看着牛和车，他自己到路边的铁匠铺里借工具，只借到一把钳子，一把钳子根本不可能把车轮卸下来。三叔说：小光，今天夜里咱们可能回不去了。我说：那怎么办？我们会冻死的，牛也会饿死的。三叔道：不会，我们冻不死，牛也饿不死。你好好看着牛和车，我找人去。我问：去三婶家吗？三叔道：不，不去她家。
太阳即将落山时，三叔带着那三个小伙子来了，他们都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带着帆布工作袋，袋子里装着钳子、扳手、螺丝刀等工具。事后知道这三个小伙子都是棉花加工厂维修车间的工人，都有技术。他们把车上的柜子抬下来，然后用砖头把车的一侧垫高，把轮胎剥了下来。两个小伙子骑着车去修车铺帮我们补车胎，那个脸上有痦子的留下，陪我们看着牛和车。
车修好后，已经满天星光。我又饿又困，蒙古牛也饿得哞哞叫。在三个青年的劝说和帮助下，我们住进了离三婶家很近的前进旅社。这旅社其实就是马车店，在那儿竟然巧遇了我们村的马车夫老柳。他匀了一点儿干草给我们喂牛，那三个小伙子买了二十个炉包送给我们。炉包虽然凉了，但味道很好。伙计，你的口哨是跟谁学的？那个面有粉刺的小伙，兴致勃勃地问。三叔道：我的启蒙老师是我们村学校的宋老师，后来又拜了一个高人为师。我们村东八里有一个国营农场，前几年，省直机关的所有“右派”都在那里劳改，其中有一个放羊的老乔，曾经是全国口哨比赛冠军，还去罗马尼亚参加过比赛，我的口哨就是跟他学的。三个青年齐声道：怪不得，果然名师出高徒！这个老乔现在在哪儿？我们也去拜他为师，三叔道：拜不成了，1961年春他就死了。面有痦子那个青年问：怎么死的？饿死的吗？三叔道：据说是上吊。那太可惜了，三个青年几乎齐声道，那我们就拜你为师吧。三叔道：你们厂里允许吹吗？有的地方把吹口哨的当流氓抓呢！青年们说，我们厂的书记好文艺，会吹口琴，他说你们要吹就好好吹，吹出水平，升华成艺术。那真不错，这样的干部不多，三叔道，我们矿山有一个口琴小组，我想参加，但他们不要我，总有一天他们会要我的。顾双红也会吹口哨，你知道吗？那位白脸小胡子说，她原来是我们厂的合同工。真的吗？三叔道，这些我都不知道呢。粉刺脸小伙对小胡子使了一个眼色，说：伙计，今天暂时别过，你们早点休息，改天我们去找你，专程拜师！三叔像江湖上的人物一样，抱拳对那三个小伙子说：兄弟们，大恩不言谢，但我牢记在心了。走到门口时，那白面小胡子又回头问三叔：哥们，能吹几个八度？三叔伸出四根手指，笑着说：不多，四个！
粉刺大分头吐吐舌头，道：天哪！神人也！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天麻麻亮时三叔把我拉起来，我们套上牛，匆匆上路，穿过铁路桥时，一轮红日升起，我看到路边的树上结满了冰霜。
三
还是先交代一下，我三叔和三婶是如何结成姻缘的吧，按说我三婶是一个虽然腿有小残疾，但不影响行走而且相貌压全城的美女，几乎不可能看上一个家住偏僻乡下，职业危险劳累的挖煤者。这就是三叔讲过的“天意”了，何为“天意”？其实就是我三叔的善意。话说1960年秋天，我三叔从煤矿请假回来为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三爷爷办理丧事，在坊子火车站等车时，遇到了一个昏倒在地的老人，这个老人就是我三婶的爹顾传胪。顾传胪当时五十刚出头的年纪，按现在的标准，也就是一个中年人，但在当时，就是标准的老人了。顾传胪在旧政府当过文员，最高职务是秘书科长，虽没有当汉奸杀革命者的罪恶，但也参加过一些危害革命的活动，解放后判了他十年徒刑，我三叔在车站遇到他那天，正是他从潍北劳改农场刑满释放的日子。他是站在三叔面前排队买票时突然一头栽倒的。那时候的人都饿得本命不顾，没人理倒地的顾传胪。我三叔喘息着，把他拖到一张木条子钉成的长椅上。他歪头吐出一些绿水，就像蚂蚱吐出的绿水一样的颜色一样的味道。三叔说，我知道他是饿的，给他点吃的他就活了，不给他吃他就死了。三叔说，我的包里有两个黑面馒头，那是我勒紧裤腰带省出来想带回家给俺娘吃的。我不敢看老头那灰暗的眼神，我犹豫着，眼前晃动着老娘瘦得皮包骨的面孔。最后我还是悄悄地将手伸进包里，掐下了一半馒头，递给那老人。三叔说那馒头的香味突然地挥发出来，把候车厅里饥肠辘辘的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吸引了过来。顾传胪得到馒头，几口就吞了下去。这时，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妇女扑通跪在了三叔的面前，涕泪横流地说：同志，同志，给这俩孩子一口吃的吧，他们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三叔说那两个孩子其状之惨，实在令人不敢正视。三叔把那半个馒头摸出来，分成两半，给了那两个孩子。这时，更多的人围了上来。三叔慌忙站起来说对不起大家了，我只有一个馒头了，这是我省出来回家孝敬俺娘的。一个满头乱发的中年人猛地把三叔的书包夺过去，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把馒头摸出来，顺手把书包扔在地上。三叔在后边紧紧追赶，那人一边跑一边往嘴里塞馒头。三叔说等他从后边抓住那人的肩膀时，那人已经把馒头全都塞到了嘴里。他的口腔撑得合不拢，他的眼睛噎得翻了白。三叔在他背后拍了一掌，那人将馒头咳出来，但紧接着又抓起来往嘴里塞。三叔叹口气，便松了手。三叔回到候车室，顾传胪已经坐了起来。那女人将书包捡起来递给三叔，眼泪汪汪地说：大兄弟，你真是个善人哪！
那天，三叔与顾传胪同车到了县城。出了火车站，顾传胪说：小高，我不瞒你，解放前我在旧政府里干过事，判了十年劳改，今日刑满释放，我家住东关神仙巷，离这儿不远，你要不嫌弃，就把我送到家，让我老婆做顿饭给你吃，我家开着一个卖蜡烛的铺子，勉强还能吃上饭吧。我三叔看老头那随时都可能倒毙的样子，心中不忍，虽然挂记着老娘，但还是帮他提着行李卷，把他送回了家。顾传胪力邀三叔进屋，三叔以父亲去世母亲老病为由坚辞。最后，顾传胪说：小伙子，你先回去办事，但回程时，一定要来家坐一坐，你记住这个门儿。三叔允诺。
三叔回家后，看到老父停尸堂上，老母也病饿而逝。两个老人并排躺着，脸上都蒙着黄纸。那时候生活之艰难穷困，不经历者难以相信，用不起棺材，从炕上揭了一领破席卷了老父，用一块破毡片裹了老母，然后找了本家几个人，抬出去埋了。
至于三叔和三婶，如何定下终身的详细情节，三叔未说，我也不敢妄加猜测。三婶为什么能够看上三叔，这个三婶也没说，我也无从知悉。我听大姐说过，说咱三婶的爹娘原本是想招咱三叔去做养老女婿的，但三婶不同意。三婶说将来这社会，家庭出身高于一切，如果三叔当了上门女婿，那生下的后代，受姥爷历史问题的牵连，就没了前途。而咱们这边是响当当的贫农，孩子会有好前途。姐姐说你看咱三婶多有头脑，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姐姐说三婶还说，她娘家那个蜡烛店也开不了几年了，将来这社会，必会向着越穷越光荣越富越可耻变化。果然，几年后，兴起了红卫兵，先是把羊油大蜡烛上那些“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年丰人增寿，春来福满门”等吉祥句子，当成“四旧”，不准再写，改成了革命词儿，后来又说这些写在蜡烛上的革命词儿被燃烧殆尽，很不吉利，索性把蜡烛店给封了。姥爷的历史问题又被抖搂出来，批斗游街，抄家封门，老两口子看看生不如死，于是把羊油牛油蜡烛棉絮搬到脚下点燃，然后双双悬梁。蜡烛店里失火，那是没有救的。左邻右舍，各自保护着自己的家，眼睁睁地看着那烈火把蜡烛店烧成一片废墟。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三婶的英明。也有人风传，说三婶是顾传胪夫妇抱养的孤儿，原本就没有那种骨肉深情。此事也无法求证，蜡烛店大火后，三叔那三位朋友中的一位捎信来报告了噩耗，此时城里的革命正闹得狼烟烈火，三婶流了眼泪，但没有号啕大哭。此时，她已经生了女儿清灵。她将女儿交我母亲帮看着，带上我，搭乘上蛟河农场去县城拉煤的拖拉机到她家的遗址上看了看。能搭乘上农场的拖拉机要感谢我姐，她这时已经成了我们公社宣传队有名的小演员，能唱歌能跳舞，还能编快板书。最绝的是我姐姐也会吹口哨，三叔教过她，她也是这方面的天才，一学就会。她平时就噘着嘴，好像天生为吹口哨准备的。我姐还有个神技，那就是梦里吹口哨。第一次听她梦里吹口哨，把全家人都吓蒙了，后来习惯了，也就不怕了。虽然她的水平与三叔不是一个等级的，但一个女孩吹口哨，且能吹出完整的歌曲，里边还夹着些小花活儿，已经让乡下人大开眼界了。她在宣传队里有个好朋友袁小凤，袁小凤的爸爸就是农场的拖拉机手。
农场的拖拉机把我们放到铁路桥边，约好了下午三点还在这个地方等。然后就开往火车站货场去装煤。我和三婶走着去神仙巷。三婶虽瘸，但走路速度一点儿也不慢。我脑子里不断地浮现着三年前跟三叔出来拉嫁妆的情景，许多细节历历在目。到了那里一看，只有几堵被烧燎得乌黑的墙壁和满地的瓦砾。虽然时间过去了好几天，但燃烧羊油牛油的膻味还没散尽。三婶脸色苍白，在废墟里转了几圈，找来一根木棍，在姥爷姥娘自尽的那个房间拨拉出几根骨殖。三婶从头上解下那条紫色的方围巾，将骨殖包起来。几个女人站在不远处往这边张望着，这些人都应该是三婶的邻居，但她们都不敢靠前。看看天将正午，三婶掏出三毛钱半斤粮票让我去买两个馒头充饥。我说俺娘给了我两毛钱。三婶说把你的钱收起来吧，然后说顺着街往西走，路口有一家工农兵饭店，里边有馒头有烧饼。
我买馒头回来时，三婶双手捂着脸坐在那儿哭，那几个邻居的老年妇女在旁边劝说着。我看到三婶手里攥着一张纸，后来我知道那纸是姥爷的遗书，但这遗书不是写给三婶的，而是写给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遗书证明三婶是他们夫妇收养的一个孤儿，而这个孤儿的父母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的共产党地下党员。这证明如果能被承认，那三婶一下子就变成了革命烈士的后代，即便不被承认，也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起码可以说明，她血管流淌着革命烈士的血，无论他的养父母用什么样的饭食喂养，她的血型也不会变化。姥爷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笨嘴拙舌，不会劝解，只好跟着三婶哭。哭了一阵，三婶擦擦眼睛，站起来，对那几个女人深深地鞠了躬，感谢她们收藏了父亲的遗书并转给自己，那几个妇女也就借机别过，各自走了。我将两个馒头一块咸菜递给三婶，三婶说，你吃吧，我吃不下。
我是懂事的少年，两个馒头我吃了一个，剩下的一个，连同大半块咸菜，硬塞到三婶手里。三婶吃着馒头，眼泪沿着腮往下流。我愤愤不平地说：他们逼死姥爷姥娘，应该去告他们。三婶苦笑一声，竟然说：死了也好，活着也是受罪……
这是1966年8月份的事，那时候的事，不能以常理论之，如今回想，如同噩梦，但噩梦中似乎也有浪漫与狂欢的成分，甚至还有艺术，这是否是少年的错觉，还真不好说。
后来我听杨结巴大叔说，三叔曾私下里去蜡烛店废墟上祭奠过顾传胪夫妇，所谓祭奠，其实是凭吊。因为三叔既不敢烧香烧纸也不敢摆祭品。他只是在那废墟上，眼含着热泪，即兴吹了一会儿口哨。
三叔和三婶的婚礼是必须讲的，但在讲他们的婚礼之前，应该把我们家与三叔家的关系交代一下。我爷爷兄弟三人，大爷爷是中医，早就分家单过。我爷爷与我三爷爷一直没分家，三爷爷游手好闲，但他是小弟，我爷爷只好容忍。三爷爷与那个西省的流亡女人成亲后，爷爷就把场园边上那三间房子收拾了一下，让他们搬去住。看起来三爷爷是另起了炉灶，但经济上还是混在一起，三爷爷家缺了什么，就到我家来取什么。1960年，三爷爷三奶奶双双去世，三奶奶带来那个女孩子（我们叫她二姑）远嫁去了黑龙江。三叔在煤矿，所以那房子就空着了。1963年是大涝之年，那房子塌了。因此原因，我父母就决定把我们家的东厢房拾掇出来，作为我三叔和三婶的婚房。这时我爷爷和奶奶都还健在，但爷爷不喜欢走集体化道路，发誓不给人民公社干活，家里的事也一概不管不问。要问为什么在最困难那年我三爷爷和三奶奶死了，而我爷爷和奶奶却活着，这事我不想说又不得不说。其实我三爷爷是被棉籽饼胀死的，他领了政府发放的救济粮——三斤棉籽饼，一边吃一边往家走，走到家也吃完了。然后就口渴，喝水，棉籽饼在胃中膨胀起来……我三奶奶之死与饥饿有关系，但主要原因还是生病。
情况大概如此，大家看，我这哪像是写小说啊？简直是写交代材料或是记流水账。
因为我们没能按郭书记规定的时间回来，让书记再将地排车借给我们当婚车把三婶拉回来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了。我当时不过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但三叔一直把我当成他的知心朋友，把他的高兴、担忧、计划都告诉我。他说，小光，即便老郭把地排子车借给我们，我们也不用。你说，我们用辆破牛车拉你三婶，这多丢人。我说，是丢人，三婶是高密城里有名的大美人呢。三叔，我有个主意。三叔说：什么主意，快说！我说，咱能不能到蛟河农场去借用他们的大汽车？汽车不行，拖拉机也可以。三叔道：这绝无可能。不过，我有一个很可能实现的计划。
三叔去供销社买了一包好烟，带上我去公社驻地找到二秘书杨结巴，提出借他的大国防牌自行车，杨结巴说，高三，你知道不知道？我曾经对外宣称过：老婆可以借，但车子不能借。按照与三叔预先商定好的计划，我双腿一屈，跪在了杨结巴面前。杨结巴满脸通红，急不成句地说：起……来起来，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不是折老子的阳寿吗？我说：你不把车子借给俺三叔，我就跪着不起来了。杨结巴说：……起来……起来，有话好商量。我看了一眼三叔，三叔点点头。我站了起来。杨结巴说：你借我车子干什么？三叔说：实不相瞒，杨秘书，我元旦结婚。你大概也听说了吧，我那未婚妻名叫顾双红，是高密城的头号美女，城里多少小伙追她，她都不嫁，偏偏要嫁给我这个挖煤的，而且不让我去当养老女婿。你说，杨秘书，我要赶着个破牛车去拉她，多丢人，不仅仅是我没面子，也让人家城里人笑话咱们烽火人民公社是不是。杨结巴问：那你想怎么着？借我的车，自己去把媳妇载回来？这也不合风俗啊，哪有新郎官自己去载媳妇的。三叔道：我上次去城里拉嫁妆，结交了三个朋友，都在棉花加工厂工作，他们三人都有自行车，元旦他们放假，我想借你的车去县城找他们，请他们元旦那天把我媳妇送来。杨结巴道：那你走着去不就行了吗？三叔道：杨秘书，后天就是元旦了，家里还有很多事，走着去太慢，当然，我跑着去也是可以的，但您不知道我那丈母娘有多势利，她反对女儿嫁给我，我骑车去，尽管她知道车子不是我的，但她的心情会好一点儿。关键是，我如果能请动我那三个朋友，我媳妇脸上也有光彩。所以杨秘书，这个忙您一定要帮我。
杨结巴抽着三叔敬给他的烟，脸通红，嘴唇哆嗦着，好像要从他身上往下割肉似的。最后他抖着嘴唇，眨巴着眼睛说：好好好……吧，高三，看在你媳妇这个高密城第一一一……美人的面子上，我借给你。
杨结巴推出车子，支起来，弯腰试了试前后轮胎的气，又手摇着脚踏子让后轮高速旋转。他心醉神迷地听着车轮旋转的呼呼声，说：你听听，我这车子，一点儿毛病也没有。他慢慢地将脚踏子往后轻按着，刹住了旋转的车轮，说：你刹车时不要太猛，太猛会伤害里边的零件。然后他又拍了拍座子，检查了一下座底的弹簧，叮嘱道：过沟过坎遇有颠簸，一定要把腚翘起来！否则会把弹簧弄断，总之我不多说了，你千万小心着骑，下午五点前，最晚五点，必须把车子给我还回来。
三叔终于从杨结巴手里接过了自行车，推到了大街上。杨结巴紧跟着我们，口里还在唠叨着重复了很多遍的话。就在三叔骗腿要上车时，他又一把拉住了后货架子，说：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骑车？技术行吗？先别急着走，骑两圈我看看，我宁愿把车子借给老手骑十次，不愿借给新手骑一次。三叔说：好好好，我骑给你看。
三叔在公社机关大院后边的大街上，熟练地表演了从后边骗腿上车和从前边提腿上车以及左拐弯右拐弯从前边屈腿下车和从后边甩腿下车的基本技术。然后将车停在杨结巴面前，说：怎么样？放心了吧。杨结巴点点头，说：还行，那也得加小心。三叔说：我还能大撒把呢！杨结巴说：你必须保证不大撒把，否则我不借了！三叔道：好好好，我一定两手始终扶着把，始终小心加小心，回来你检查，如果车子少了一块漆，你就抠掉我一块皮。杨结巴道：如果我的车子真的掉了漆，把你全身的皮都都都……剥下来又有什么用处？
在我是先坐在车后座上让三叔从前边屈膝提腿上车还是三叔先骗腿上车慢行着我从后面蹦到货架上的问题上，杨结巴又纠缠了半天，最后定下让我先稳稳地坐在后货架上，然后让三叔从前边提腿上车，因为车在行进中我往上蹦会产生重力加速度，让自行车后轮胎承受太大的压力。
我们终于骑行在通往县城的道路上。车行数百米后我看到杨结巴慢慢地回到了大院。我知道，他的身体在公社大院里，他的心已经跟着他的自行车来了。三叔问我：杨秘书回去了没有？我说：回去了。三叔大喊一声：我的个天老爷！把我的嘴唇都磨起泡来了。我说：磨起泡来会影响吹口哨吗？三叔说：我这是用了一个比喻！三叔接着就吹起了口哨。
四
1964年元旦上午，三叔的三个朋友，其实也是我的朋友：面有粉刺的那位名叫郑华波，白脸小胡子那位名叫邓然，脸上有痦子的那位名叫邱开平。是我发现了这三个人的姓都带着——“阝”，然后我马上又想到三叔名字的高邦，这四个人的名字里竟然有四个右耳刀，我不由得喊叫起来：“三叔，太巧了！”这时正是三婶在东厢房“坐床”，三叔在我家北屋炕上招待这三位哥们和杨结巴的时候。听我解释了我的发现，他们感到蹊跷。三叔说：“三位兄弟，这是天意啊！”邱开平说：“我们应该结为兄弟是不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咱们是，这个村叫什么来着？对，沙窝，我们来一个沙窝四结义！”其他三位，也都拍手赞同。我必须补叙几句：当三辆车把上系着纸扎的大红花的自行车一路响着铃铛骑进我们村庄时，1964年的元旦上午顿时变得喜气洋洋。三个城里青年的洋气打扮和坐在中间那辆自行车后座上、身穿红格褂子、外套栽绒领蓝色华达呢半大衣、头蒙红色长围巾的我三婶的美貌，让村里的人羡慕不已，赞叹不止。大人小孩都挤到我家院子里，我母亲和邻居家几个大娘婶子引领着三婶上了东厢房的炕。墙壁上贴着花纸，窗户也用红纸封了，屋子里红光荡漾，喜气洋洋。小孩嚷叫着要喜糖，争先恐后地往炕上爬。我姐姐抓了一把糖扔到院子里，那些小孩便一窝蜂地扑上去。在抢夺的过程中，宋老师的小女儿被人碰破了鼻子，血流如注，坐在地上号啕大哭。我母亲恼怒地低声骂：“真她娘的丧气。”母亲对二大娘很不满，说她家里新遭了大丧，竟然还放孩子出来抢喜糖。我姐姐也很不高兴，她与她那个宣传队的好朋友袁小凤一人一只胳膊，将宋老师的小女儿拖出了院子。
三叔给我的任务是看守好那三辆自行车。村子里的年轻人围着那三辆自行车：两辆上海产永久，一辆青岛产小国防，车子都有八成新，车圈车把上的电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村里那位最蛮横的青年名叫平度的，撇着从电影里学来的日本军官的说话方式，按了一下郑华波那辆永久的铃铛，道：“大大的好，这匹小马驹子大大的好！让太君骑出去遛一遛！”听到车铃响，三叔跑出来，对平度等人作了一个揖，好声好嗓地说：“兄弟们，这是朋友的车子，别给人家弄坏了。”平度伸手道：“车子的可以不骑，但是你的，把喜烟的拿来！”三叔摸出一包友谊牌香烟，分发给众人，我知道这烟质量较差，价格便宜，而屋里炕上那几位贵宾，抽的是大前门。
三叔散烟后，将三辆自行车搬到墙角，顺手锁了，把钥匙拔下来，交我保管，这样就把我解放了。这时杨结巴推着车子进了大门。一进门他就喊：“高邦，你小子不不不……不够意思吧！借自行车时满满满……满嘴甜言蜜语，用完了自行车就把我我我……我忘记了。”三叔忙道：“我正想让小光跑步去请您呢！您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正好，来给我陪客。”
一进屋杨结巴就对炕上三位年轻人拱手施礼，并不太结巴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公社曲书记让我给他准备讲话稿，刚刚弄完，耽误大家喝酒了。”
三叔也忙对他们介绍：“这是我们烽火人民公社的二秘书，大笔杆子，他的文章在省报刊登过，在省广播电台播送过，至于县广播电台，如果没我们杨秘书供稿，那就只好倒台了。”
杨结巴道：“高邦，你的话虽然有点儿夸张，但基本上还是事实。咱要是不结巴，小小的烽火人民公社哪能留得住我？”
三叔忙道：“对对对，杨秘书，你总有一天会高升，杨秘书，请吧，上炕。”
杨结巴也说：“好，上炕，站客难伺候。”他脱了鞋，不无炫耀地往上拉了拉他那双新袜子的筒儿。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炕其实很小，炕中央摆一张长方形矮腿桌子，每边坐上两人，整铺炕就满了。三叔侧着身子，半个屁股坐在炕沿上。我负责为他们烫酒。那年月时兴把白酒烫热了喝，说是喝凉酒写字时手会颤抖，其实是酒的质量差，加热后会让酒里的有害物质挥发一些。
母亲端上了四个冷盘，一个是白菜心拌虾皮，一个是盐水花生米，一个是松花蛋，一个是葱白拌豆腐。现在看这四个小菜有点儿寒酸，但在当时，已经相当不错。父亲过来，站在炕前，代表我们家的老人，对三位城里青年和杨结巴表示了感谢，然后便以大队里有事找他为借口走开了。
刚开始，三个城里青年还有点儿拘谨，杨结巴见过场面，很会调动气氛，几句调皮话，就让大家松弛了心情，自然了形体。就是在这时候，我发现了四个“阝”的问题。到那四个人吵嚷着“沙窝四结义”时，杨结巴道：“还有我呢！”
我说：“杨秘书，您的名字里没‘阝’啊。”
杨结巴说：“小屁孩子，你认识几个字？大叔名叫杨连升，升字的繁体字里，恰好有一个‘阝’。”然后他便摸出钢笔，将繁体字的升字写到手背，举着给大家看。
三叔抚掌道：“那就更巧了，来，为了我们这五个耳朵，干一杯！”
那时候生活困难，酒盅子也小，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杯子端起来干了。三叔又赶紧给大家把酒倒上。
杨结巴道：“各位小兄弟，今日这个事，还真是天意。原本我是不想来的，曲书记让我陪他到供销社饭店吃包子，当然，菜也是有的，酒也是有的。但我想，高邦老弟大喜的日子，虽然下煤窑这活儿又苦又累，但毕竟也是工人阶级，工人老大哥娶媳妇，咱能不来捧场？再说了，我跟这沙窝村的感情那是不一般的，你们郭支书，老英雄，公社书记见了都要敬三分，但他偏偏对我好，知道他叫我什么？‘杨记者’！‘记者’啊，多响亮的名头！好了，不说咱的光荣经历，咱就说五个耳朵这事。只要你们不嫌弃我结巴，我愿与你们结拜兄弟。桃园三结义那叫三侠，咱们沙窝村结义，五个人，五义，三侠五义！看过《三侠五义》没有？著名小说，也有评书，鲁迅先生都表扬过的。”
众人都直着眼，不言语，显然是没看过这部小说。杨结巴便匆匆讲述了书中情节，讲了两齣戏：《遇皇后》《打龙袍》，这两齣戏就是根据《三侠五义》改编的。说到了戏，杨结巴顿时满面生辉神采飞扬，他端起一杯酒，道：“弟兄们，其实我是个角，是个大名角，但可惜我生不逢时也生不逢地，结果成了个丑角。来，干了这杯，老哥给你们唱两句：龙车凤辇进皇城，御街上来了我讨饭人——”
他高亢苍凉的声音震动得封窗的白纸嗦嗦作响，三位城里青年都目瞪口呆，显然是被镇住了。
“眼不明观不见花花美景，看不见汴梁城文武公卿——”
正在东厢房里闹腾着的孩子们都跑出来，聚拢在窗外，戳破窗纸，往里观望。
杨结巴却突然刹住了唱腔，结结巴巴地说：“献献献……献丑，今日到此为止，过几天到城里去，如果兄弟们爱听，老哥我给你们唱全本，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文武昆乱不挡！当然，我最拿手的还是老老老……老旦。”
三叔道：“杨秘书，我听过您与宋老师在教堂里一个拉一个唱，但当时感到一般般，今日当面聆听，感觉大不一样，太棒了！”
杨结巴说：“可惜了，宋老师，拉得一手好京胡，嘎嘣利落脆，不拖泥带水，他死了，再也没人能给我伴奏了，高山流水，知音难觅啦！”
说着说着，杨结巴的眼圈就红了，他用袖子擦擦眼，笑道：“看我，真是丢人，这大喜的日子，扯到哪儿去了？我还给你们讲这《三侠五义》里的‘五义’，‘五义’者，‘五鼠’也。何谓‘五鼠’？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还有那盖世的英雄锦毛鼠白玉堂。知道白玉堂是哪里人吗？平度，与咱们一河之隔，现在平度是县，那时平度是州，白玉堂家土地万顷，家财亿贯，骑着快马跑三天也跑不出他家的地盘，这沙窝村，也是他家的地盘！关键是这人豪侠仗义，挥金如土，专好结交天下英雄，那《三侠五义》的作者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出了锦毛鼠这个英雄人物……”
大家都听得愣愣的，忘记了喝酒。母亲又端上来热菜，第一个菜是白菜炒豆腐，第二盘是蘑菇猪肉炖粉条，第三盘是油煎萝卜丸子，第四盘是芹菜炒肉丝。尽管盘里只有寥寥的几片肉，但香味格外强烈，母亲对杨结巴说：“大兄弟，领着客人多喝酒啊！”杨结巴道：“大嫂放心，少喝不了。各位兄弟，什么是老嫂比母？这就是！老三父母归西，一切都靠这老嫂子操持着，你说对不对？高邦？”
三叔道：“是，杨秘书说得对，没有大哥大嫂张罗，我现在连个家都没有！”
杨结巴道：“人海茫茫，也不过是父母妻子兄弟朋友，看那《三国演义》《三侠五义》，一个义字，顶天立地。咱们今日，五个耳朵聚合，天巧地巧，如果不弄出个名堂来，岂不辜负了天地美意？那闹东京的五鼠，是老五义，咱们是新五义，咱们结拜为异姓兄弟如何？”
三叔道：“太好了，那我就高攀了。”
郑华波激动得满面赤红，那些粉刺都发了紫，他说：“太好了，杨大哥，您的一曲高腔，气冲霄汉，英雄气概！我们虽居城里，其实是井底之蛙，前些天结识了高兄，他的出神入化的口哨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杨大哥的气魄、学问，更令我们敬佩有加。我们三个，同在一厂工作，因为志趣相投，虽没结拜，但也情同兄弟，今日如能与杨兄、高兄结为兄弟，真乃大快人心之事。”
邓然和邱开平齐声道：“我们乐意！”
郑华波道：“卢方、白玉堂他们号称五鼠，我们叫什么？”
三叔道：“我们叫五虎吧，沙窝五虎。”
邱开平道：“《三国演义》里有五虎上将，个个武艺高强，可我们都不会武术，叫五虎名不副实啊！”
我插嘴道：“那就叫沙窝五狼！”
三叔道：“胡说！”
我又道：“那就叫沙窝五狗！”
三叔道：“闭嘴吧你给我！”
杨结巴道：“什么五狼五虎五狗五猫，都不好！我们就叫沙窝五耳，这样有个讲说，不是凭空捏造。”
“好！”大家齐声道，“就叫‘沙窝五耳’！”
大家不约而同地举起杯，豪气地碰了，酒溅到手上，不去管了，都干了，亮亮杯底。我把烫热的酒递给三叔，三叔又给大家倒满杯。
杨结巴道：“我们就不搞磕头烧香、歃血为盟那一套了，但年齿还是要排一下的。我1934年生，属狗，三十周岁。”
三叔道：“我，1943年生，属羊，二十一周岁。”
邱开平问三叔道：“你是几月份生日？”
三叔道：“正月初八。”
邱开平道：“那我是老三了，我也是1943年生的，生日是10月7号，阴历不知道，但肯定比你小。”
邓然指指郑华波，道：“我们俩同岁，1944年，但我的生日比他小十天。”
杨结巴伸出一根食指，指点着说：“我，老大，你，老二，你老三，你老四，你老五！今后，咱们就以兄弟相称！”
邓然道：“我最小，小弟敬四位哥哥一杯！”
三叔道：“五弟慢来，我们四个，先共同敬大哥一杯吧！”
五人举杯，都很激动，猛碰之后，一饮而尽。
杨结巴激动万分，道：“四位贤弟，现在是新社会，咱不搞封建时代同生共死那一套，但咱们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帮，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三叔道：“大哥说得对！我们都是有志青年，大哥能唱，我们四个能吹。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这时母亲端上一盘煎青鱼。
“鱼上来了，该吃饭了，今天咱们就先喝到这儿吧，过几天到我办公室里，咱们放开一喝！”杨结巴道，“不过在终席之前，还得请二弟给我们吹奏一曲，否则这宴席就不圆满。”
“其实我早就嘴痒了，”三叔道，“我给大家吹奏印度电影《拉兹之歌》的插曲如何？”
“太太太……好了……”杨结巴说，“这部电影，如果没有这首插曲，起码要减色一半呢！”
城里的三个耳鼓起掌来。
三叔喝了一口茶，眯眼凝神片刻，嘬起口唇，先吹出一套花样繁多的过门，然后便吹出那令人心神荡漾的旋律。我们都屏住呼吸，沉浸在音乐所营造出的意境里。我那时没看过这部电影，但我在“狼窝”里听杨结巴和宋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述过这个故事，所以，我的脑海里浮现着许多光怪陆离的画面。在这些画面里活动着的主人公拉兹，就是我的三叔，而那位贵族小姐丽达，就是我的三婶。后来我听懂行的人说，我三叔口哨演奏的过人之处，除了吐气和吸气都能发声之外，还在于他能即兴地在基本旋律之上进行变奏，在于他对声音的丰富的想象力，让我们听着是那首歌，但又不完全是那首歌。就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在花丛中忽隐忽现，使她的美丽添加了神秘；就像月亮在云中时隐时现，使它的光辉增添了含蓄。
三叔一曲吹罢，拱手对大家说：“献丑了，各位兄弟指教！”
城里的三个耳眼泪汪汪地鼓掌。他们是懂音乐的人，我觉得懂音乐的人大多数都是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即便后来我知道他们做过坏事，也没有改变对他们的良好印象。
“二弟，还还还……还让人活不活了？”杨结巴拍了自己的腮帮子一巴掌，说，“大大大……大才！绝对是大才！你不但是口哨演奏家，还是作曲家！”
“大哥，”三叔红着脸说，“我就是吹着玩儿。”
“二弟，”杨结巴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三弟四弟五弟也是这样，大家都要坚持学习，等待时机，时机一到，宝刀出鞘！”
……
一直闹到红日平西，这四个人才走。都有了酒意，有的脸红，有的脸黄，但腿脚都有点儿不利索了。我看到母亲如释重负的神情，听到两只喜鹊在墙外槐树梢上喳喳噪叫。我帮他们开了自行车锁，他们都将手扶在了自己的车把上，站在院子里，似乎恋恋不舍的样子。夕阳正照着东厢房的窗户，窗户上新糊的红纸被要糖吃的孩子戳得稀烂。一直陪着三婶并担当护卫任务的我姐姐把脸贴到窗棂上，喊：“三叔，你来一下！”
“干什么？”三叔问。
“俺三婶找你！”姐姐说。
“快去快去，”杨结巴流畅地说，“夫人下令，焉敢不听？！”
我说：“杨大叔，我发现你喝醉了就不结巴了！”
母亲训斥道：“没大没小的孩子！”
“等一下，”三叔道，“我送走朋友。”
“赶快来！”我姐敲着窗户道。
那三个三婶曾经的工友，有叫她顾双红的，有叫她蜡烛红的，嘈嘈杂杂地说，再见再见，你现在是我们嫂子啦……
“俺三婶让你们都不许走，”我姐道，“俺三婶有东西给你们，三叔快来。”
“兄弟们稍候！”三叔说着，便进了厢房。
几分钟后，三叔拿着四个用红绸布缝制、用丝线绣着花鸟的荷包出来。荷包里装着烟糖。
“谢谢弟妹！”杨结巴说。
“谢谢嫂子！”三个城里青年道。
五
1971年5月下旬的一天，“沙窝五耳”中的四个耳，站在三叔的坟前，面色肃穆地看着跪在坟前的三婶和她的女儿清灵与儿子清泉。
清灵当时是六岁半，清泉一岁半。
三婶一向寡言，好像也寡哭，当然这个“寡哭”是我的生造，但我的确也想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三婶的这个特点。
那天是三叔遇难三十五天，按风俗上“五七坟”。我蹲在坟前用四块新砖摆出的所谓“锅”前烧纸。坟墓坐落在一道丘岭的高坡上，这里是村子的公葬地。三叔的坟墓旁边就是他的父母亲的合葬墓，稍远一点儿那个小小的墓里埋着三婶父母的骨殖。周围还有数十座坟墓。多数坟墓上都长满绿草、荆棘，墓间的空地上，凌乱生长着针刺锐利的酸枣树。两只野兔子在坟墓间追逐着，吸引了两个孩子的目光。风从两道岭之间的深沟中刮上来，吹得纸灰团团旋转，我不得不反复地用一根树杈子镇压着那些燃烧的纸片，防止它们被刮到公墓外的那片松树林子里引发火灾。
“锅”前供着一碟饼干，一碟糖果，四个橘子，四个馒头，还有一碟子煎鱼。
杨结巴——此时他已是县样板戏学唱团里的著名演员，他扮演的李奶奶虽然扮相有几分粗鄙，但嗓音洪亮宽厚，且能唱出“雌音”，实在是罕见，开口就是满堂彩。他高腔明亮，低音婉转，真是一唱三叹，千回百折，连道白也是纯粹的京腔，结巴的痕迹一丝不存。这个样板戏学唱团的老班底是原来的县茂腔剧团，那些人都是吃国库粮拿工资的公职人员，只有杨结巴是农村户口。但听说很快就会给他转正，而一旦转了正，就是乌鸡变凤凰了。他蹲下来，长叹一声，用筷子夹了一条鱼扔到火里，悲悲切切地说：“二弟呀，吃吧。”又抓了几块糖，捏了两页饼干，拿了一个橘子，都扔到火里。又掰了一半馒头投到火里，再次高声祝祭：“二弟啊，吃点吧……”他的富有感情色彩的祝祷，闻之令人鼻酸，我的眼泪哗哗地流出来。清灵放声大哭：“爸爸呀……爸爸呀……爸爸……我想你了啊……”杨结巴扑通一声跪了地，大放悲声，先是哭，渐渐变成唱：“哭一声二贤弟命运凄惨，遇矿难丧青春命归黄泉。可恨这阎王爷他不长眼，二贤弟盖世英才再难施展。原指望兄弟们同生共死，不承想贤弟你先化青烟。眼看着五个耳缺了一耳，撇下了众弟兄好生孤寒——”在杨结巴跪下那一刻，三个耳也跟着跪下了。邓然号啕大哭，郑华波双手掩面，邱开平额头触地。这几位结义兄弟的情谊深深地感动了我，眼泪流多了，头痛欲裂。馒头饼干被烧焦，香味弥漫开来，一群麻雀从坟墓上空旋风般飞过去。两只喜鹊在前方的一个坟头上噪叫。那一岁半的小儿清泉，咧着嘴哭了几声，便蹒跚着去拿糖。他连同糖纸一起塞进嘴里，口水从嘴角上流出，湿了胸前肚兜。也许是因为咂不出甜味，他哭了。所有人都在哭，只有三婶不哭。三婶一身重孝，头发披散，目光呆滞，呆呆地跪着，仿佛一尊石像。我吓坏了，我说：“三婶，三婶，您哭吧，您哭出来吧……”
我想起了一个多月前陪伴三婶去龙山煤矿处理三叔后事的情景。母亲与姐姐帮着照看两个孩子，父亲陪爷爷在胶州医院做膀胱结石手术，奶奶已于两年前去世，家中再无他人，陪同三婶去煤矿的重任落在了我肩上。我们搭乘农场的拖拉机进了县城，到火车站买了两张到坊子的慢车票。巨大的悲痛冲淡了我第一次坐火车的兴奋，但我还是回忆起了跟随三叔来拉三婶的嫁妆时，曾对三叔表达过此生能坐一次火车便满足的愿望，我也记得三叔给我的承诺：我一定让你坐上火车！三叔，我真的沾你的光坐上了火车，但你没了，我宁愿永远不坐火车三叔您也不要没了呀。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三婶脸色苍白，目光直直的，让我瘆得慌，我真怕三婶疯了。到了煤矿，一个副矿长接待了我们，简单地说了三叔遇难的过程。瓦斯爆炸，三叔工作的那个掌子面上有二十多个人，一个也没上来。大爆炸……副矿长说，小高是个好同志，是我们文艺骨干，口哨吹得出神入化，口琴吹得也好，还会吹笛子，工会主任插嘴说，我们正准备把他抽调到矿山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没想到出了这事。矿长摸出手绢擦眼睛。我们很悲痛，很惋惜……我想见见人，三婶道。……大爆炸，几百米巷道都塌了，而且，瓦斯浓度非常高……矿长为难地说。……我想见见人……三婶道。工会主任说：大嫂，瓦斯爆炸后又引起大火，所以……我想见见人，三婶道。……我们给您最高额抚恤金，工会主任把一个信封递过来。我想见见人……三婶又喃喃了一遍，便一头栽倒在地……
眼前这座新坟里，埋葬着三叔的衣服鞋帽，是我从煤矿背回来的。我虽然只有十四岁，但我表现得很勇敢，三婶昏倒后，我抓起了一个炉钩子，指着副矿长：“快救我三婶，我三婶要是死了，我就杀了你们，我就把你们煤矿点火烧了，我跟你们拼了……”他们找来了医生，给三婶打了针。三婶醒过来，大叫一声：“他爸爸，你疼死我了呀，今后的日子，你让我们娘仨怎么过呀……”三婶干号着，没有眼泪，猛然又哽住，咳几声，吐出一口鲜血……
杨结巴站起，用手绢擦眼睛，他已经混到不用衣袖或手背擦眼泪的阶级了，说：“弟妹，三位贤弟，起来吧，人死不能复生，二弟走了，可我们还得活下去，尤其是弟妹，还肩负着抚养儿女的重任，哭坏了身体，二弟在天之灵也不得安宁啊。”
“爸爸，爸爸，你回来吧，我想你了……”清灵哭道。
“爸爸……”清泉也口齿不清地叫着。
两个孩子的哭叫，宛如钢刀戳在我心上，我跪在被纸烧得发烫的地面上放声哀号。
杨结巴拉起郑华波，然后又拉起邓然与邱开平。郑华波抱起了清泉，邱开平抱起了清灵。杨结巴似乎有点儿气恼地对我说：“行了，小光，快起来收拾一下，劝你三婶回家。”
杨结巴和邓然一边一个，扯着三婶的胳膊把她拉起来。三婶挣扎着要跪。杨结巴说：“弟妹，为了孩子，回去吧！”
三婶停止挣扎，幽幽地说：“你们先走，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坐一会儿，就一会儿。”
杨结巴道：“弟妹，为了这两个孩子，你可要想开点……清灵、清泉，来，领妈妈回去。”
清灵拉着三婶的手，清泉扯着三婶的衣襟，哭叫着：“娘，回家吧……回家吧……”
三婶对清灵说：“好孩子，你带着弟弟，跟着伯伯和叔叔，先到前边等我，娘要跟爸爸说几句话儿……”
我们站在公墓外的小路上等候三婶，为了让孩子们不哭，杨结巴给他们每人嘴里塞了一块糖，还给他们每人一个橘子、一页饼干。三叔坟前的“锅”里，那些燃烧未尽的纸片还在冒着细弱的白烟，那两只喜鹊已经落在距三叔坟墓只有几步远的那棵酸枣树上，噪叫着跳跃。我突然想：这一定是三爷爷和三奶奶在显灵啊，他们没变乌鸦而变成了喜鹊，这是个多么好的兆头啊！但杨结巴侧耳对郑华波说的一句话解构了我的想象，他说：“喜鹊是等着吃‘锅’里的祭奠品呢。”三婶跪着，腰板挺得笔直，她侧面对着我们。杨结巴抬腕看了看手表，他升到戴手表的等级了，下午三点的太阳光，照耀着三婶，使她的全身孝服焕发着刺眼的光芒。三婶在对三叔说什么呢？我猜不到，也不敢猜，一猜就心疼。我放眼岭下，看到了我们的村庄，看到了在教堂的遗址上建起的小学，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在教堂东南方向那片高坡上三婶家的四间房屋和小小的院落。那是村子的新址，按照公社和大队联合制订的规划，我们的村庄，要在五年之内全部搬到这里，而旧村庄腾出来的土地，据说要建设一所完全小学和一所农业中学。岭下平畴上麦子将熟，西风过处，麦浪滚滚，一群麻雀冲天而起，然后便归于寂静，这时，突然从三叔的坟墓前，传来了口哨声。
天哪！这是三婶吹口哨！三婶竟然会吹口哨！三婶果然会吹口哨。我们都屏住呼吸，捕捉着每一个声波。我无暇也没想到去看一下三叔的四个结义兄弟的表情，我只看着三婶。只能看到三婶的右侧面颊，而且也因强光而晃眼，看不到三婶的口型，也看不清她腮上肌肉的跳动。三婶吹出的哨声，起初无节无奏，听来仿佛是北风吹进空瓶发出的呼啸，又如冷风掠过电线时的叫嚣，也似深秋的虫子悲凉的哀鸣，但接下来便无比的婉转与抒情，让人产生花前月下之联想。坦率地说当时我并无花前月下之体验，只是感到心里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想哭又很温暖的感觉。然后又变调成急促的旋律，仿佛一只小鸟看到巢卵遇险时在低空的盘旋呼叫。后来又慢下来，旋律很是耳熟，很像芭蕾舞剧《白毛女》中那段“北风吹”：“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
岭下远远地传来车辆的轰鸣，我看到，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开进我们村庄。
三婶停止了她的吹奏，慢慢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朝我们走来。我知道她瘸得没这么严重，因为长时间的跪，使她的腿血脉不通，走一会儿就会恢复常态。我听到杨结巴感叹道：“都是人才啊，可惜了！”那三位青年一定是深有同感，我看到他们一齐点头。我恍然记起他们中的谁提过三婶也擅吹口哨的事，但没想到她吹得如此出色。由此我也就明白，尽管三叔有恩于她的养父，但让她下定决心嫁给三叔的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共同的特长与爱好：这看似简单实则深奥实则变幻无穷的口哨。许多年后，我认识了一个在国际比赛中屡获大奖的口哨王，与他谈起我的三婶、三叔和口哨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风靡一时的吹口哨热潮。他是青岛人，距我老家不远。他说，他少年时听老师说过高密有个吹口哨的，不但吹气能发声，而且呼气也能发声，这就解决了口哨演奏中声音不连贯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解决，口哨才真正上升到艺术的境界。青岛的口哨王研究探索了许多年，才找到吸气发声的诀窍，但比我三叔晚了几十年。我不知道三婶是否也能吸气发声，因为那时我根本不懂，而且我听三婶吹口哨唯此一次，回忆起来，她的口哨声那样的流利婉转，一定也掌握了吸气发声的高难技巧。杨结巴懂吗？他是否跟我一样，只觉得好听，但不明白为什么好听。那三个高密城里的青年，都是口哨爱好者，而且还跟三婶同在棉花加工厂工作过，尽管不是一个部门，但三婶这样的人，一定是引人注目的，她的吹口哨的才能，是否在厂里的某次文艺晚会上展现过呢？三婶走到我们面前时，我突然从她身上嗅到一股膻味，就像我七年前在她娘家蜡烛店里嗅到的一样。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许是回忆起了蜡烛店的气味，而不是从三婶身上嗅到了这种气味。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三人当中，那位一直少言寡语的邱开平，突然跪在了三婶面前，流着泪说：“二嫂，顾双红，我们对不起你……”邓然与郑华波也跟着跪下来，道：“二嫂，原谅我们吧……”杨结巴——我不能再写“结巴”这两个字了——杨连升大叔，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这是干什么？三弟四弟五弟，你们这是唱的哪一齣呢？”
“我们……我们欺负过二嫂……”邱开平说。
“我们有罪，请二嫂原谅我们吧。”邓然说。
“从今后，这两个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帮二嫂把他们抚养成人……”郑华波说。
三婶道：“谢谢你们，从今以后，我跟你们没任何关系了。”
六
给三叔上“五七”坟那天，也是杨连升大叔倒霉的日子。在我们下岭回村的路上，我看到过的那辆吉普车迎着我们开来，在距离我们十几米时停住，有两个穿白上衣、蓝裤子，头戴大盖帽的警察钻出来站在车旁等着我们。
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那三位城里青年脸上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小声地，甚至是可怜巴巴地求告着：“二嫂原谅我们吧，我们一时糊涂，干了错事！”
杨连升大叔到底是过来人，他应该猜到了这三个人与我三婶之间发生过的事情，他抖着嘴唇很结巴地说：“年轻人……真是胡闹……不过，你们那时还小……二嫂一定会原谅你们的……”